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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衰的财政密码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8-11-26

  刘尚希 李成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100多年以来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100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看到财政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国家命运的变化和兴衰背后竟然隐藏着深刻的财政密码。

  公元1840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陷入了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潭。在此之后,列强侵略、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虎门陷落,英军侵入珠江;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没;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史。但是谁能想到,近代国运衰弱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财政密码。拿当时的中国和英国相比较,鸦片战争前中英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里是财政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思想的巨大差异。英国166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永久地把国王财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并逐步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英国殖民战争提供了财力支撑。2000多年前就已确立的中央集权统治和财政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来源,其中地丁一项占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重农抑商的财政制度使中国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农业为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综合实力难以壮大。而且,在有限的政府财力中用于国防的也十分有限,财政权的滥用,严重的腐败,不少支出化为皇室、大臣奢侈享乐等政府消费性支出。即使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财政无法把经济、政治和国防整合起来,国家综合实力不能通过财政的转化而增强,国家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1949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己丑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无数人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的到来,其背后也隐藏着财政的密码。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有这样一句话“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中写道“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毛泽东所谈到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每一项都与战时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战时的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财政制度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公元1978年,天干地支年法为戊午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的中国,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如果说1949年中国的变化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1978年的变化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但是,在当年,我国面临着十年“文革”带来的严峻局面: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邓小平就强调,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可以说,贫困与落后,生存危机与开除“球籍”的危险,是撬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动力。解决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市场化无疑是唯一出路。要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这个时候,是财政改革率先打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也是财政改革为市场化改革奠基铺路。财政改革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的,而“利改税”则是增强企业活力、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

  在人类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没有遭遇过重大风险,甚至危机。审视历史,其背后都隐藏着财政密码,左右历史变迁的进程,从历史的波澜中都能找到财政的身影,重大的历史变革无不指向财政。面对风险和危机,果断地进行财政变革,就能化风险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如果拖泥带水、停滞不前,等待的就只能是灭亡。美国的“进步时代”和前苏联的解体是对此最好的诠释。“进步时代”之前,美国财政制度既杂乱又低效,藏污纳垢,完全不对民众负责。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进步时代,美国从收入和开支两方面对其财政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建立了现代财政制度,其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没有在进步时代打下的财政制度基础,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反观苏联解体,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导致整个社会毫无活力和动力,风险长期积累后遇到问题冲击后,“帝国”便分崩离析。

  历史是一面镜子,知兴衰,明得失,可照现实,可照未来。当我们审视人类历史的长河时,发现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尤其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其特征是高度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公共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全球互联,若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发展危机。因此,需要对财政问题和财政在治理中的作用予以高度重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李成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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