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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守使命: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财税政策

作者:马金华 毕学进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21-06-22

  

  在党的科学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秉承“以民为本”的根本原则,废除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实施“负担合理使民不伤”的新税制,积极培育新型税源,发行各类公债,对于广泛团结各民族、各阶级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谱写出民族精神的崭新篇章。在财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使民有所负担而使民不伤”的原则,废除了剥削性质的旧税制,开创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税制,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信赖和真诚拥护,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日本侵华与党面临的财税形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袭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妄图灭亡中国。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国民党当局不思民族危亡,反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置若罔闻,同时抓紧对革命区同胞的围剿,以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全国各族人民反响强烈,对蒋介石的逆行倒施愈发不满。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不弃前嫌,奔赴西安反复周旋,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使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党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然而,党面临的抗日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日本所到之处,实行疯狂的经济封锁以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还在各抗战根据地遍设检查站与封锁线,妄图切断党的经济来源。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与疯狂掠夺,各根据地生产遭受重创,部分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树叶充饥。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尤其是在抗战中后期,逆施倒行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党的财政日渐困难。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利用税收政策凝集抗日力量,积极恢复生产,发行各类公债,为抗战胜利保障了军费供给的同时,也团结了各方爱国力量,全国同胞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侵略的滚滚洪流,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财税政策

  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主要秉承“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为抗战供给经费。在财政收入方面遵循“使民所负担而使民不伤”,包括申明公民的纳税义务,发行公债,同时又废除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的民主税收。在财政支出上兼顾革命性与生产性,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供给军费,并发展根据地生产。

  首先,废除苛捐杂税。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强取豪夺,致使民穷财尽,民间有打油诗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生动反映了国民党当局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夺。中国共产党将废除苛捐杂税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将“改良人民生活”作为基本政治主张。各大根据地先后响应,如晋察冀边区通过《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废除一切苛杂的间接税,晋绥分局规定政府不能任意增加人民负担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华中、华北地区先后取消了了油酱牙税、枣行牙税、麻饼牙税、柴草牙税、芦苇席牙税等20余种杂税,山东革命根据地取消了包括地摊税、警察税、草坪捐、门牌捐、扁担捐、烧锅捐在内的40余种苛捐杂税。苛捐杂税废除后,人民负担显著降低,生活有所改善,这极大程度上提升人民对党的信赖,团结了抗战统一战线。

  其次,实施合理负担税收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申明了抗战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区别对待,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让税赋始终保持在合理负担的范围之内。

  普遍纳税并非要增加人民负担,而是“使民有负而不伤”。1940年,晋察冀边区颁布《合理负担摊款办法实施条令》中即规定,按资产与收入累进纳税,同时规定未经同意,不得随意苛征。这降低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抗日战线,如平顺县在总结合理负担的时候即言,面对敌伪夹击军需紧迫,平顺的负担曾经相当重,但是合理负担后,从财力上保证了抗战的需要,同时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再次,优化税源。

  在抗战初期,各根据地由于工商业落后,抗战经费主要取自农业税,税种单一,难以持续满足抗战需要。为此,各根据地开始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开辟新的税源,形成了多税种宽税基的税收体系,主要有:

  出入口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的政策下,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为保护根据地生产与人民日常必需,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出入口税。对人民必需的棉花、布匹采取低税或免税措施,而对于烟、酒等非必需品则采取重税,调节了根据地的产品供需。

  盐税。这是各根据地最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在1942年以前,陕甘宁根据地的盐税收入大约在工商税中占比为40%—60%,1941年山东根据地盐税收入大约占比50%左右,鲁南地区甚至占比超过80%,成为主要的税种。

  营业税。面对敌人的残酷封锁,根据党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体方针,各根据地工商业先后得以发展,营业税随之行征。1944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工商业征税的决定》,按八个税阶,按营业额的5%—35%计征。

  屠宰税。该税为各大根据地的经常性税收之一,如屠宰税占淮南津浦路抗日根据地税收比例约为20%。山东也将该税作为一种税种,税率为每头(只)牛、猪、羊按价征收3%。1943年改为每头猪按肉三斤收税、每头羊按肉一斤半收税。

  烟酒税。由于烟酒并非生活必需品,因此对其征收重税。如,华中根据地鄂豫边区该税一度高达50%,对于入境销售的烟酒税收更高。对产制烟酒商还需征收烟酒牌照税,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费。

  除此之外,部分根据地还开征了牲畜交易税、船税、印花税、矿税等,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税源体系。

  最后,发行各类公债。

  1940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日本持续性的扫荡给根据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对根据地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财政内生动力严重受挫,加之国民党当局停发军饷,抗日经费日益支绌。如此情形下,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应财困。

  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发行了500万元的建设救国公债,按周年7厘5毫计息,期限10年。1941年4月,豫鄂边区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0万元,同年10月又发行建设公债100万元,后又发行5万元的赈灾公债。1941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行700万元的生产建设公债,以做经济建设之用,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公债面额有贰元、伍元、拾元、叁拾元等,按周年5厘计息,期限10年。与此同时,华中抗日根据地阜宁县民主政府于1941年4月发行了100万元的建设公债,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同年秋季又发行20万元战时公债。1942年,琼崖抗日根据地还在党内发行了1万元的文献伟公债(“献伟”谐音“县委”)1943年以后,又巩固农币公债、生产建设等,调节物价,发展生产。

  据初步统计,抗战时期各大小根据地累计发行公债共计21笔,利息多在周年4—6厘,公债性质多数为生产建设型与军费供给型。偿还期限多数较长。公债承募自愿认购,不行政摊派。各项公债发行,不仅有效供给了抗战经费需要,同时还通过公债的承销,深入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进一步凝聚了人心人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财税政策的历史意义

  在党的科学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秉承“以民为本”的根本原则,废除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实施“负担合理使民不伤”的新税制,积极培育新型税源,发行各类公债,对于广泛团结各民族、各阶级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持续保障了抗战经费供给。抗日战争时期,党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即革命经费的筹措问题,因此,一切为了保障供给成为党财税工作的主要目标。为此,一方面,党通过培育工商业的发展,涵养了可持续的税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募集资金,补充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如,1943年苏皖边区除日常的军政开支外,尚有近5万石粮食与3000余万元的节余。正是如此,党才得以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肩负起了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重任。

  二是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生活。即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成为党的主要纲领之一。在抗战之初,党废除国民党当局各项苛捐杂税,使人民负担大幅度减轻。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与烧杀抢夺,各根据地一方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方法,恢复敌后战场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税赋的调节作用,如针对人民必须的生活品采取关税限制调节供给,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提升自我供给能力,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是凝聚了党心民心。在极端困难的背景下,党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创制上,实行有区别、有照顾的税收政策,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收入多的多收,收入少的少收”进行征收,完全区别了国民党当局的巧取豪夺。即使军费庞大,党毅然发行了多支民生公债。如,1946年春夏之际,苏皖边区爆发洪灾,苏皖边区面向商人、地主和富农发行9000万元的政府救灾公债券,投到灾民赈济中。这深刻诠释了立党为民的使命,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艰难过程中,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放在第一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广泛赞誉与真诚拥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最终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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