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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师与白老师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7-08-07

   

  刘长琨,原财政部部长助理。近年来文学创作颇丰,在《财政文学》《中国财经报》《美文》发表多篇散文。一些散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洪老师和白老师都是我早年的同事,二人都嗜酒成癖,都因喝酒闹了许多笑话,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后,学校撤并,老师们各奔东西,一晃几十年过去,渐渐失去了联系。几年前有人组织了一次聚会,才得知洪老师已经作古,白老师也没联系上。一人说道,前两年听说他得了一场大病,好像也不在了。大家不由得扼腕唏嘘,感叹人生无常。时隔不久,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我问是哪位,对方说,我是老白啊!我一时想不起哪个老白,就又问了一遍,对方清清楚楚地报了姓名。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对方听了哈哈大笑,说道:“那是误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来辟谣的。”我这才听出电话里确实是白老师的声音,当时惊喜异常,当即就与他约定:为了扩大他的电话辟谣效果,马上组织一次小规模聚会,让人眼见为实,消除疑虑。

  洪老师与白老师当年喝酒的一些趣事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次聚会的一个主要话题。

  洪老师喝酒的特点是喝得勤,除了一日三餐顿顿必喝之外,两顿饭之间也得喝一次。在学校上课,课间操时间,他一定要到学校附近的小店去喝一次酒。这样,他身上便整天都带着一股酒气。校领导曾找他谈话,告诉他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他态度很好,却总也改不了。他说只有喝点酒他头脑才清醒,否则就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事实也确实如此,洪老师平时话不多,总是苶苶的,只要一喝酒人就精神起来,课也讲得格外精彩。领导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好再苛责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了。

  忽然有一天,洪老师的爱人到学校来找领导,提出要和洪老师离婚,说洪老师的工资不往家交,全都喝了酒,日子没法过了。校领导于是又找他谈话做工作,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婚不能离,今后洪老师的工资不再发给本人,由其爱人到学校来领。但这一措施并没能阻止洪老师喝酒,产生的唯一效果是:中午在食堂吃饭很少看到洪老师买肉菜了,素菜也拣最便宜的买,因为他必须省下饭钱买酒喝。学校附近小店的经理也反映,说他来喝酒不再买酒菜,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花生米或虾米皮,喝一口酒就从纸包里捏两粒花生米或一小撮虾米皮放进嘴里,那样子怪可怜的。大家又把这事传为笑话。

  可能是回家没酒喝了,洪老师每天下班回家还要中途下车喝酒,不是下一次车,而是下三次车。他说如果不喝点酒,就会头脑发晕四肢无力回不了家。这话可能也不假,因为确实有一次他在车上睡着了,到了终点站也没醒,迷迷糊糊地又坐回来了。有人问他,是不是酒喝多了?他说,不是喝多了,而是喝少了,如果有酒劲撑着,怎么会在车上睡着了呢?此事让大家笑了好些天。

  我家住在真武庙,在南礼士路下车回家时正好路过洪老师常去的那家饭馆,有时顺路买一点熟食带回家。有一天,我一进店迎面看见洪老师正站在柜台前喝酒,柜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小纸包,里面包的是虾米皮。他看到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拉他找了一个桌子坐下,让他和我一起喝点儿再走。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酒喝到一半,他脸色开始泛红,话也多了起来:“当年,我给党提意见,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能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冤枉啊!”我没有料到,我的一番盛情竟勾起了他的伤心往事,赶紧安慰他说:“别难过啦!都过去了,你不是也摘了右派帽子了么……”他没容我把话说完,有些激愤地说道:“‘摘帽’?‘摘帽’算什么,我不还是一个‘摘帽右派’,还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 ‘五类分子’!”他又喝一口酒,叹口气说道:“你知道我,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有信心在专业方面做出成绩,这不是个人野心,我是想报效国家!”我又安慰他说:“现在不也挺好吗?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他没再说话,只是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我,然后把杯中酒一口喝光,起身告辞。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他看我的那个眼神,那里面有不屑。我想,鸿鹄面对燕雀时大概就是这种眼神。我反思对他说的话,确信没有说错。但心里却产生了一个疑问,一个从来没怀疑过的问题:人的一生真的必须这样度过么,做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不能有个人的兴趣选择吗?

  洪老师是新中国初期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家级的著名科研单位。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文化、懂专业的人才。洪老师学历高、年轻、个人历史清白,因此很受领导和同事们的看重。他本来应当是前程似锦的,不幸的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为给党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重新分配到北京西郊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他的酒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喝起来的。

  白老师比洪老师小七八岁,他喜欢喝大酒,与朋友一起豪饮,一醉方休。洪老师喝酒是越喝越兴奋,越喝话越多,脸色红扑扑的。白老师则是越喝话越少,脸色越喝越白。逢年过节,学校老师聚餐,开始还互相敬酒、劝酒,喝到一定火候,白老师就不再用人劝,也不再向别人敬酒劝酒,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即使喝高了,也从不失态,随便找个地方一歪,很快就进入梦乡,睡得还特死,不睡够时间,叫都叫不醒。所以学校老师们都夸他酒德好。谁也没想到,他也因喝酒出了一次洋相,竟闹得“满城风雨”。

  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一位工人师傅下班骑车回家,半路上看到马路边的排水沟里躺着一个人,于是下了车,想上前看个究竟。这位师傅走上前借着路灯的光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不是中学的白老师吗?大冷天这么晚了怎么躺在这里?原来这位师傅是白老师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师傅喊了两声没见动静,下到沟里,便闻到一股酒气,知道白老师是喝醉了,手摸了摸白老师的脑门并不发烧,便把白老师架了起来,拖着他出了排水沟,又扶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身子趴着,把白老师推着送回了家。这样一番折腾,白老师居然没醒。这件事首先是从学生中传开的,后来是老师,再后来几乎全校师生都知道了。白老师对此事也不避讳,坦承只记得与朋友喝酒和在路边休息的情节,至于怎么在排水沟里睡着了,以及怎么被人送回家等一概不知。第二天清早起来还问他爱人:我昨天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还以为是他自己回家的。

  这次聚会白老师向大家敞开了心扉,他讲述了使他纠结了一生的一个心结。白老师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受父母影响,自幼立志当一名科学家。他高中上的是北京最著名的一所中学,高考成绩相当好,完全可以被第一志愿录取,但因为父亲的一个历史问题被分配到一所他并没有填报志愿的师范院校。别人接到录取通知书都兴高采烈的,他却闷闷不乐,生平第一次到外边喝了白酒,喝完睡了一整天,醒来果然觉得心里平静了许多。从此便养成了喝酒睡觉的毛病,只要心中有了不痛快的事,喝顿酒睡一觉就能过去。他还说,前两年的确得了一场大病,也是因为喝酒,喝得兴起,忘了岁数了,哪能还像年轻时候那样任性?当时在酒桌上就脑血栓发作,幸亏抢救及时,没留下后遗症。大家问他现在还喝吗?他说,还喝一点,每天只喝2两,喝了晚上睡得香,喝了一辈子酒,一下子戒了身体不能适应。

  聚会渐渐接近尾声,大家庆幸熬过了那样一个不寻常的年代,同时都认为,不能忘记那段历史。那段历史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加以总结并进行深刻反思。白老师感慨地说:“如果能够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重复我们的遭遇,这一辈子过得也算有点意义!”

  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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