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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告别的纪念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7-09-11

  洪治纲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传奇。它隐藏在历史的皱褶之中,潜伏在记忆的小径深处,以若有若无的形态,等待着人们的发掘、咀嚼、回味、重现。而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抖开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皱褶,唤醒各种沉默的记忆,再现生命的种种传奇,并借此检视个人与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审察人性的丰繁、微妙或诡谲。所以,迈克尔·伍德在谈论小说时,就直言不讳地说:“秘密是从历史中拯救出来的,或者是四散在历史各个不起眼的角落中的。”而小说的特殊魅力之一,就是揭示历史深处的各种秘密,激活那些遥远的记忆,展示一个个生命中所蕴藏的传奇。

  郭潜力或许不会想得这么复杂,但他的小说却明确体现了对生命传奇的高度迷恋。他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写作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世俗功利的干扰,也没有任何理论圭臬的制约,仅仅是一种审美表达的快意,是一种回溯记忆和质询生命的方式。因此,他的写作,总是显得别样地自由、丰沛和自足,在看似轻松甚至不乏怪诞的叙事中,再现了一个个生命的传奇。通过展现这些传奇性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很好地品味到历史、现实、人性的繁富与驳杂。收录在《逃》小说集里的四部中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也说明了远离功利的自由心境,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多么重要。在这部小说集中,《朵朵木》《豹子湾》《逃》都是书写成长记忆的,也是一组耐人寻味的作品。它们轻逸、诡异、乖张,幻想与冒险齐飞,自由与逃避共存,呈现出某种少年式的游侠气质。我想,这可能与郭潜力自身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也与那个年代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换言之,它们是作家童年心结的一次再现和展览。

  但郭潜力的童年并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拥有一个稳定的故乡,一圈固定的朋友。父辈们的军旅生涯,在频繁的调防过程中,使他的成长总是处于某种漂泊的状态,让他自幼便体会到“在路上”的人生况味。更重要的是,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历史又赋予了郭潜力这一代人极为特殊的精神背景。他们的心灵,几乎从接受启蒙的那一刻起,就承受着一次次尴尬的错位。他们的信念,几乎从接受熏陶的那一刻起,便历经了一次次的自我颠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也无法获得某种坚定的人生信条。他们常常用羡慕的眼光去仰视那些挥舞着“革命铁拳”的风云人物,却永远也无法真正看懂那些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操守和人性尊严。

  我以为,这也许是他将这部小说集取名为《逃》的缘由。按我的理解,这里的“逃”,不是回避,不是拒绝,更不是逃跑,而是告别,是回望,是祭奠。它试图传达一种“在路上”的成长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作是一种“为了告别的纪念”。所以,在这组小说中,始终活跃着一位翩翩少年———他总是带着好奇的心理,探险的姿态,神出鬼没地穿梭在各种特殊的场景中,用懵懂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捕捉到各种传奇性的生命景观。像《朵朵木》里那个木讷而孤独的朵朵木,既不受家人待见,又饱受师生们的欺凌。他渴望拥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于是他开始学习倒立,试图以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价值。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倒立游戏中,他并没有收获到任何赞许和尊重,相反却逐渐发现了整个世界的混乱和无序。

  《逃》中的少年“我”,因为一场懵懂无知的初恋,也被命运之手迅速推向失控的轨道。为了摆脱警察的追捕,“我”盲目地跳上火车,开始了冒险式的逃亡。然而,面对一无所知的世界,“我”唯一能够寻找的,只有家族里很少见到却被不断提及的神秘人物——大伯。然而,当“我”在绝望中终于找到大伯时,却发现他已成为被管制的对象。“我”寄生在大伯身边,大伯则寄生在劳动改造的小农场里,成为被世界遗忘的人群。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当“我”与大伯在茫茫的大海上进行绝望的挣扎时,各种自然的、人性的、政治的、异域的威胁不仅频频压向他们,而且彼此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隐喻关系,将这一老一少不断地推向生存的绝境。小说中的“我”,始终以“逃”的方式来试图远离和回避成长中的苦难与屈辱,可他所寻求的、所目睹的、所经历的,依然是惊心动魄的苦难与屈辱。

  仔细品味这组小说,我每每感到,其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复咀嚼,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值得不断诠释。它们充满了传奇的特质。这种传奇,不仅关乎成长,触及命运,还明确地指向历史,直击强权伦理的诡谲。或许,这是历史时代的不幸,也是郭潜力这一代人所无法释怀的内心记忆。它使这一代人的成长充满了某种悲悯与无助的仪式感。郭潜力正是以他那独特的生命情怀和伦理观照,将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再一次进行了艺术的复活。

  在这本集子里,稍有不同的是《今夜去裸奔》。在这部小说中,作为职业经理人,主人公韦瑞是一位穿梭于国际大集团核心管理层的显赫人物,个人能力、工作业绩、社会地位以及物质收益,都使他处于现代社会的至高层面,拥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光华与荣耀。然而,他的内心却又饱受来自各种世俗秩序中的巨大压力。在经历了无数彻夜难眠的夜晚之后,一次午夜偶遇的抢劫,使他不得不赤身裸体地返回家中。而这次意外的“裸奔”,却让他“感受到了空气在皮肤上的摩擦,像汽车的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的次次划过,曼妙而又清新”。这种有违现实伦理的裸奔,最终让他在对自然的亲近中获得了无比的快慰,也让他意外地赢得了灵魂的安宁。从此,裸奔,以及对裸奔的痴迷,像鸦片一样成为韦瑞的内心依恋。

  郭潜力非常清楚这种精神的本质,就像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中所阐释的那样,它是心灵信仰缺席、精神无法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因此,作者将叙事的着力点始终放在人物的精神层面上,沿着韦瑞的困顿心绪不断地盘旋:线静的爱情拯救不了他,工作环境的更换拯救不了他,物质的刺激更是拯救不了他。他只能以不可遏止的冲动,一次次地享受着种种环境下的裸奔,享受着裸奔时身体腾跃、灵魂出窍的快意,以及裸奔结束后一夜无梦的安稳。这些充满诗意的细节,不仅让叙事完全回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道出了现代人灵魂无依的尖锐之痛,而且凸显了整个小说的灵性气质,使它跃升于现实之上而获得了某种超绝的理想品质。

  一个作家,如果对任何个体的存在都保持着足够的好奇心,拥有足够的思想穿透力,同时具备必要的审美感知力和叙事能力,我以为,写出令人回味的作品,并非高不可攀。这个道理很简单,似乎谁都明白,然而真正去身体力行的作家,却始终寥若晨星。令人欣慰的是,郭潜力却一直恪守这一写作原则。他总是带着巨大的好奇心去搜寻记忆、观察现实,并调动所有的艺术智性来讲述故事。所以,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都充满了意味深长的传奇性特质,就像丽质和涵养兼具的女人,亲近之余,便永难释怀。

  (洪治刚,著名评论家。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发表文艺评论200余万字。出版《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最新争议小说选》等专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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