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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并峙杨晓升

作者:杜卫东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7-11-30

  杜卫东

  杨晓升曾以报告文学名噪文坛,这使人们有理由用更苛刻的目光去审视他的小说——是不是有太多的“毛刺”而不符合小说的美学形态?其实这不公平,如同面对一位车把式出身的汽车司机,我们总试图在他行进的过程中听到一声“嘚儿——驾”的吆喝。

  关于报告文学和小说,我在一篇创作谈中有过如下界定:报告文学是写实油画,像罗立中的《父亲》,着力描摹着生活中每一道艰辛的皱纹,每一缕温馨的目光;小说则像写意山水,在追求形似时更在意神似,在意“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奇绝,“十里蛙声出山泉”的意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倘若人物与事件虚构,就成了迷途羔羊。小说恰恰相反,它不拘泥于生活中是否发生,而在意按照生活逻辑和人物命运轨迹有没有可能发生。想象和虚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天敌,对于小说便是翱翔的双翼。从报告文学变成小说,是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的跋涉。

  毋庸讳言,报告文学作家转行写小说,很可能写实有余却空灵不足、机位太正而变化较少,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限制。可是阅读了杨晓升近年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笔下的故事精彩纷呈,叙述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具有鲜明的层次感。作家注意从不同视角去把握人物的内心变化和命运轨迹,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抵达人性深处。语言鲜活、准确、内敛;意向空灵、丰盈、厚重。于荒诞中见心酸,幽默中含泪水,平和中有真情,悲愤里是批判。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期。恰逢其时,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的杨晓升有幸就职于思想解放的重镇——《中国青年》。这本由恽代英、萧楚女为首任主编的刊物,一直以其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时代的准确把握而引领社会思潮。晓升报到时,刊物正因为潘晓的一封信引发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作为《中国青年》记者,他不满足于一般性报道,对采访所得到的素材进一步深度开掘,一篇篇饱含忧患意识、闪烁着思想烛光的报告文学佳作便屡屡见之于报端:《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中国科技忧思录》《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拷问社会病灶,解析问题成因,不矫情、不粉饰,充满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可喜的是,这种情怀在杨晓升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传承:关注现实,直抵社会病象,通过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展示与描摹,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作家的思考与温情。比如《病房》中,通过一间病房三个患者的人生际遇,对肆虐于时下生活中的医疗特权进行了有力鞭笞;《疤》表面上似乎是写了一次司空见惯的艳遇,实则解析了富有平庸的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解构与颠覆;《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作家却由此营造了一个欺骗的合谋,告诉读者,由孝出发抵达的并不一定就是爱的彼岸;青年博士胡文生在《身不由己》中的屈辱经历,对时下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的批判可谓触目惊心;《日出日落》中揭示了乡土文化中家族礼法对人性的泯灭;《天尽头》则通过刘传孝夫妇心路历程的展示,痛彻心扉地发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呼唤。阅读杨晓升的小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笔触无一不指向在光鲜繁华的生活表面,人们精神层面的贫瘠与缺失。他把社会机体上的病毒和缺陷,置于文学的显微镜下,通过笔下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引领我们进入了他意蕴丰沛的小说世界。唐代诗人元稹有这样两句诗:乃悟尘埃心,难状烟霄质。他说的是画松,作文又何尝不是如此?记者的职业训练,使晓升能得心应手地沉入生活的深处。

  当然,如果杨晓升的小说仅仅做到了展示生活中的缺失并给予批判,那还不能令我们满意。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它特有的美学形态,要求作家必须通过鲜活的人物和逼真的生活场景让读者领悟作品主旨。换言之,读者不满足只是置身于具体可感的生活现场,他们还希望随着作家的笔触去感受生活的细微表情;不满足于仅仅观察到社会的病象,还希望透过这种病象去认识产生它的土壤。这些不是靠作家的阐述,而是靠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传递。

  人物鲜活、故事生动恰好是杨晓升小说的两个亮点。他笔下的人物鲜活得几乎让我们触手可及。无论是为面子所困的胡文生,还是为关系所扰的李建文;无论是为情而失去自我的贾增城,还是因为失独而终日忧心忡忡、最终撒手人寰的刘传孝夫妇;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一点也不遥远。在办公室的楼道里,在医院候诊的长椅上,在小饭馆的酒桌旁,在人声嘈杂的胡同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们的一颦一笑,无不在不经意间牵动着我们的神经。这些年,尽管淡化人物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时尚,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小说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是第一位的。这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不再注重人物塑造是一种误读。人在西方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受到忽略,即便是法国新小说努力使人物淡化、解体,但人物依然存在于小说中。

  杨晓升笔下的人物所以鲜活,在于作者很注意赋予小说人物鲜明的性格。典型的人物性格如同一个焦点,可以折射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常常是,一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就会把我们带入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诸葛亮、林黛玉、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莫不如是。而能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则是对作家艺术功力的综合考量。比如《身不由己》中的胡文生,他的虚荣、天真,因虚荣和天真所受到的愚弄和奚落,以及由此引发的尴尬与无奈对原有平静生活的颠覆,就从不同侧面凸显了人物性格。胡文生因性格而生动;充斥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和面子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也因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杨晓升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可以用寥寥数笔就让一个人物凸显在我们面前,而且过目不忘。胡文生因为没有完成家乡老板的嘱托,而使视面子为生命的父亲倍感失落。但是父亲听说春节不能回来团圆的儿子寄回的冬春夏草和中华烟,是别人有求于儿子办事送的礼品时又兴奋异常。初一一大早,就叼着中华烟走街串巷到处溜达,逢人便说:“看见没?中华烟!别人进贡给我儿子,儿子又从北京寄来孝敬我的。”他哪里知道,这是儿子为了安抚父亲,背着妻子咬牙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的。由此我一下子想到了临刑前高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阿Q。着墨不多的父亲,在他因自卑而支撑的炫耀中,不是明显传承了千百年来流淌在中国农民血液中的奴性因子吗?

  故事性强是杨晓升中篇小说的另一个亮点。他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带入感,与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情节不无关联。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基本层面,那些认为故事性一强艺术就掉档的作家,其实本身就缺乏结构故事的才能。情节淡化的叙事作品中不乏美学价值不菲之作,即便如此,他们也是被小众欣赏。诚如《海浪》的作者伍尔芙所承认的那样,她说乔伊斯和她自己的意识流小说,只是零星的生活札记,无法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相反,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史诗品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传世之作却是不胜枚举。

  杨晓升具有很强的结构故事才能,这恰恰是报告文学作家先天存在的短板。他善于捕捉生活表层下的潜流,并在波澜不惊的生活现场编织矛盾冲突,推进情节发展,凸显人物形象,彰显小说主旨。你看,《日出日落》展现给我们的潮汕村寨是那么闭塞而贫瘠,纯朴的民风掩盖的是吃人的陋习。也许几百上千年来,生活就是这样一直按它既有的节奏在这个村寨运行。但是作家却通过作品中女主人公珍珠的悲惨命运,编织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平静。山穷水尽、峰回路转、人情变换、命运无常,这些构成了杨晓升小说情节的基本元素。当然,小说有别于故事的关键之处在于,小说不仅注意情节的跌宕起伏、事件发展,更着力于人物命运和内心的描摹和刻画。晓升做到了。他通过珍珠的坎坷命运,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一种旧文化对人性的蹂躏与践踏。珍珠是那么勤劳、弱小、贤惠、与世无争,她逆来顺受,一心想相夫教子,可是天地虽大却没有一个弱女子的容身之地。珍珠之死表面上是源于人心的冷漠、愚昧和无知,其实揭示的是被封建礼教浸润多年的俚俗乡规和家族礼法的伪善、邪恶和丧尽天良。杨晓升的其他几个中篇,《身不由己》《病房》《疤》《天尽头》,也莫不是情节曲折、一波三折,看似水穷处,又见风帆起。

  杨晓升凭什么完成了这样华丽的转身,双峰并峙,既是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时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呢?老舍先生曾经这样给出过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条件: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哲人的智慧自不必说了,而孩子的天真,大约是指一个文学写作者应该具有的情怀与真诚吧?晓升这两条都具备了,这使我们有底气为今天的晓升点赞,同时更对他的明天满怀期待。

  (杜卫东,著名作家。曾任《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500余万字,结集30余部。近期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和作为第一作者的长篇小说《江河水》出版。有多篇散文和随笔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教材,散文集《岁月深处》被译为英文在全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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