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有两个重要基础：出口竞争力和外需水平。对于中国而言，第一个不是问题。出口主导类制造业工资上涨的影响因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而得到抵消，总体而言，人工成本仍极具竞争力。基础设施以及中国相对较新的生产平台的现代化技术禀赋都是一流的。这强化了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洲供应链的物流。中国向亚洲贸易伙伴采购各种零部件和组件，在内地完成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

旧模式遇到新问题：危机之后，外部需求可能持续衰弱。在长达12年的过度消费之后，已经透支的美国消费者终于支撑不住了。依赖泡沫的美国家庭在创记录的高负债和低储蓄率下已经不堪重负，目前的储蓄率之低已不足以维持7700万正在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生活。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房地产和信用泡沫的破灭、失业率的激升、以及整整一代人的庞大劳动收入缺口。因此，未来3-5年内，美国的真实消费开支增长的平均水平可能维持在1.5%-2%之间，不到2007年次贷泡沫破灭之前的12年间3.6%的平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填补美国消费者经过多年的过度消费后留下的空白。亚洲消费者尤其不必考虑，他们的当量尚不足以推动危机后全球消费的增长。例如，虽然中国和印度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的近40%，这两个国家的消费总额仅为2.5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5%，但其年消费总额却高达10万亿美元。即使算上中印两国消费者需求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其当量差异使之在数学的意义上无法抵消美国的收缩对危机后消费增长的影响。唯一有足够当量来弥补美国消费的持续疲软的正是最不可能这么做的人——欧洲消费者。

所有这一切勾勒出一幅画面：未来3-5年内全球消费增长会慢得多，对于中国等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危机后其外需基础将持续疲软。因此，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在2008年和2009年初的暴跌之后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好转很可能是暂时的——其主要动力是存货的调整以及上年在危机的影响下的“比较基数效应”。鉴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堪重负，未来几年内中国出口机器的外需基础可能会受到削弱。这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出口部门发展的强大阻力——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若想维持目前的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这正是本次危机最严重时所采用的积极财政刺激措施的核心部分。表面上看来，这对于中国经济在遭受极其严重的外需冲击之后保持其“增长奇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创记录的9.5万亿银行贷款的刺激下，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飙升了17%，足以支持全年8.7%的实际GDP增长中的70%。不幸的是，这一投资主导的增长动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业已令人担忧的失衡，使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投资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7%的预期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最高记录，而且也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简而言之，在目前已经过高的投资主导型增长上进一步加大赌注将会导致产能过剩和银行贷款质量下降的双重风险。无须赘言，这一方法在未来几年里是无法持续的。投资占GDP比重的上限已达到47%，这种配置的优势其实有限。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次严重危机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记警钟。这导致了持续的外需冲击，从而为转变长期成功沿用的增长模式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这一转变对于缓解中国面临的其他外部风险，即前文所提到的贸易紧张关系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可以压缩过度储蓄，进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简而言之，消费型增长模式将成为解决中国所有“四不”的一剂良药，使这个国家拥有更大的灵活空间去解决其巨大的储蓄、投资和其他结构性失衡问题。

30年来，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推动了出口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从这一模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现在这一模式的负外部性正在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危险区域，并引起了人们对于其可持续性的严重担忧。最终，向日益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十二五规划”应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