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方锥体”格局。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

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见图1所示）。

在图1中，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由美日欧、美日中、美欧中、欧日中等4个“大三角”构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组成类似“方锥体”的形态。在其中，美日欧“大三角”成为主动和主导“三角”，美国可以通过美日欧“三角”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协调为集体的利益，将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上升为共同的政策取向，从而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和跨国示范等三个机制向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注入美国元素。美日中、美欧中等“三角”成为美国权力的稳定“三角”。而中日欧“三角”则是我国在后危机时期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国际经济政策协作的重要空间，我国应充分利用并发展好中欧协作机制，谋求必要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经济利益。

“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扭曲和放大了，成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

首先，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政府解决贸易逆差的有效选择。从中美贸易的商品构成来看，尽管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两国贸易的主体，但实际上，中美贸易的大部分是中国主动参与到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自然反应，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实际上是现行国际分工格局的自然结果，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规模的减少并不能导致美国国内产出的扩张，进口逆差依然存在，国内的就业压力也并不会明显减轻。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并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形势，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既与其国内经济结构相关，也与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地位相关，是“特里芬两难”在贸易和货币领域的反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并不能为美国有效打开中国市场提供帮助，放宽技术管制，加大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及设备的出口才是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的有效选择。

其次，“方锥体”的国际经济新格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原因。美国加息和贬值并行的货币政策取向给美欧日“大三角”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旦美联储启动加息程序，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也面临着加息的压力。而美联储若推动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抬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此外，美元贬值可以有效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能力，对欧盟和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市场形成挤压。

压迫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美欧日“大三角”中对冲美元贬值压力的重要手段。压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在社会舆论和公众心理上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带来一定的改善。在欧盟和日本一边，以人民币升值来替代美元贬值，一方面可以避免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另一方面还可以自人民币升值中获得一定的好处，主要包括降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部分扩大对华商品与服务出口等。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进程的启动，有助于提升欧元和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

再次，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与作用应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直接影响和最大的风险是出口受阻和国际储备缩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期，出口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环境的稳定和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出口受阻，我国良好的经济复苏环境将遭到损害，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的减产、停工也将明显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2010年3月末，这一规模达到24471亿美元。仅以美国国债作为分析基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外汇储备约缩水535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2009年我国GDP的1.6%和财政收入的7.8%。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将可以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增大的局面形成有效抑制。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还将在克服国内深层次经济问题、促进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提供帮助，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关系的失衡问题；要素收入分配失当，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问题；金融业发展缓慢，并形成严重资产泡沫问题；国际价格体系的失序，特别是资源价格改革调整中的滞步不前的问题等等。

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宏观调控的“伞形”框架

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复合体，既要实现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还要适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应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干扰，还要防止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和损害。应选择以“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为突破口，借助市场机制、凝聚政策力量，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这种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我们称之“伞形调控”。

货币政策的政策资源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指导等措施，总体调控原则是提高结构性调整的技术和效果。首先，在货币供应量上应保持适度宽松的态势，年初规划的相关货币供应计划总体上是适当的。其次，在信贷指导上要防范两方面的倾向并做好资金使用的有序引导，既要防范信贷风险过分集中，又要防止银行面对经济复苏中的局部风险而突然转向“惜贷”。在投资的使用方向上主要应加大对低碳经济产业和内需发展领域投入。再次，利率政策则应以支持经济复苏和防范资产泡沫作为调控的双重目标。

汇率政策应以构建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为基础，适时、适度地适应市场变化并且独立、中性、规范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形成人民币完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伞型”框架下，影响汇率政策转向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幅度，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的轨道的主要障碍是外汇储备的风险问题。在调控中，应注重完善外汇市场，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此外，还应重视汇率政策对当前利率政策调控“两难”的支持，即在加息的利率政策外搭配以适度的汇率升值手段，从而在加强输入性通货膨胀控制的同时，有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投资适度扩张。而在具体调控方案的安排上，可考虑实施“先升值，再加息”的方案。

财政政策应该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是支持“内需发展”财政政策措施。以城镇化为方向，加大鼓励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和优惠措施安排。财政政策应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力度，促进小城镇协调发展，为人口、商品和产业集聚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提供可行的税费等优惠措施安排。

二是以消费升级为重点，带动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的扩张。应坚持完善覆盖全国城乡的流通体系建设，坚持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优惠政策，坚持家电以旧换新等耐用消费品品质提升政策，此外，还将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扶持力度，结合民族文化传统和资金风险控制要求，鼓励传统金融机构进入消费信贷领域，或支持新型消费信贷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三是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实施。财政应借助市场手段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等税制调整，避免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重复征税或其他税收歧视。

四是以要素收入分配为重点，不断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应采用积极的财税政策手段，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对收入差距的调整力度，壮大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和力量，为提升消费水平和扩大新兴产品的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

五是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要支持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六是以控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为重点，防范资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应加大对房地产领域的财税调控力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居住性需求；另一方面，积极研究推出以房地产保有环节为征税对象的财产税制度，限制交易环节的土地出让收入，使地方财政与土地收益的关系长期化、规范化。

七是支持“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财政补贴，预算拨款，税收减免，以及贷款贴息等鼓励措施。

八是积极引导低碳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抑制高碳产业发展或促使其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减低碳排放的增速和规模。如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