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汇率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充分利用闲置的资源。但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单纯固定名义汇率是无效的，因为实际汇率会自发升值，因而固定汇率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中国的问题是很多资源闲置，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可以把资源吸引到增长最快的部门，即出口部门。中国现在处于很特殊的时期，正当人口红利的最高峰。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通过出口带动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固定汇率对处于快速结构转型过程的中国是有益的。

对于中国汇率偏离的程度，可以采用数量方法进行估计。根据我们的计算，早期的人民币汇率是高估的，而现在确实是低估的，但低估的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在2008年6月份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只低估了6.2%。

汇率低估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优化这部分外汇储备形式的储蓄，对我国经济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来看，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买美国国债，但人力资本投资上则相对较低，另外民生建设上投资也远远不足。因此，未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在人力资本、民生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

在国际贸易方面，汇率低估增加了贸易摩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缩小中美贸易不平衡。关键在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有限。由于人民币只是盯住美元，因而对于随美元波动的人民币而言，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大。

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即人民币低估使得中国在向世界出口商品的同时也出口了大量的储蓄，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速下降1.5%，这个同样没有依据。目前世界经济增速的下降是结构性的，而人民币盯住美元，使得美元无法贬值，其实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因此，汇率归根结底是中国的问题。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坚持“以我为主”。目前的固定汇率制度确实存在问题：首先是过量储蓄没有充分利用，导致大量浪费。其次是通胀压力的问题，不利于短期宏观稳定。但我们也要警惕升值的风险，如果升值后经常账户盈余没有下降，反而造成资产泡沫膨胀，对我国经济将相当不利。从历史上看，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确实在短时间内不同程度下降。随后，日元基本上完全浮动，但并没有对美国和日本经济产生多少积极影响。

从长期来看，我国应实行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必死守固定汇率。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以中美劳动力增长速度之差作为升值的参考基准。对于参考基准的选择，可以考虑中美真实经济增长率之差减去真实工资增长率之差，或者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之差减去中美物价上涨速度之差。

从数据上看，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空间相当大，2000-2008年，名义汇率的升值空间高达74%。2005-2008年，升值空间为14%，但实际汇率升值了21%，但考虑到1994年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长期固定，升值的速度和幅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总之，汇率制度的选择要考虑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稳定，以我为主，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