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倪鹏飞认为，中国真正实现转型、实现强盛，最根本的是实现城市化。

城市化的三个质量问题

就目前来讲，倪鹏飞认为中国城市化质量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粗放。城市化人口增长得快，城镇土地面积、建城区面积增长得更快。由于开发过多、占用过多，造成了不仅是土地，而且造成许多地上资源的浪费。

第二，半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从空间上来说转到城市里边，同时就业、生活也应该转到这个城市。而我们存在“迁而不转”和“转而不迁”的问题。“转而不迁”，如失地农民土地被征用了，实际上这些人是“被”城市化了。我们现在有6亿城市人口，有50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是被城市化了。“今天宣布这个县变成区了，这个镇就变成市区的一部分了。而农民的就业没有解决，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就是市民了。这显然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倪鹏飞说，“迁而不转”是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到城市里就业了，但他们的身份、生活，他们的社保、住房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功能的缺乏。现在大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和国外相比不差，倪鹏飞说，“但是软件方面，包括管理方面、社会方面，特别是涉及文化、教育方面，我们还差得远。”比如图书馆、展览馆、阅览室，即使在大城市的城市人口也很难说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享受，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更没有这些软设施。由于功能的不健全，就会使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产生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重要的是难以实现城市化所要求的、所希望的那种城市的生活目标。”倪鹏飞说，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潜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当我们的城市化率超过50%以后，过去‘三农’的问题可能就会表现出城市的问题，过去农村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就带到城市来解决。”他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只注重城市化的量，而没有注重城市化的质，两者没有很好地平衡所致。

城市的中国才是崛起的中国

“其实我们应该把城市化的意义放到更高的层次上来理解。”倪鹏飞认为，城市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调整结构、有利于扩大内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的。“城市化不仅仅有这个意义，它还具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倪鹏飞说，使中国真正实现转型、实现强盛，最根本的是实现城市化。一个城市的中国肯定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的落后，我们的战争都与小农的方式有关，而城市化恰恰有利于文明的促进、创新的聚集。”他认为，仅仅强调其经济利益的局限应用，或者说它的问题偏差在什么地方，这就会使我们有一个短视的观念。“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考虑城市化，就不会急于求成，不会急于想用眼前的快速增长带动经济，就会使城市化的速度放到一个合适的、可持续的、健康的水平上。”

“城市集群化发展应该是一个好的出路。”倪鹏飞认为，在大城市的周边，借用原来大城市的基础，发展不同程度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通过现在的基础设施，高速的轻轨、铁路形成网络，这样小城市既能够分享大城市高端的要素和资源，同时大城市也能够把它的功能疏散到小城市来。“这样既能够享受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的优势，又能够克服大城市聚集的不足。”

倪鹏飞提出，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对策首先要提高认识。“认识不到位，肯定不会对提升城市化质量下大决心。”其次，要有真正的绩效考核。“考核政府领导的指标体系要转变，还要有相关的制度体制配套。”还有，科学规划很重要。再其次，要有配套的制度。“光有绩效考核，财政、税收体系没有配套也不行。”倪鹏飞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可能就会陷入“拉美陷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城市化陷阱，就是城市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