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球危机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许多人对金融创新产生了恐惧。美国次债危机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监管跟不上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再加上高杠杆率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终于酿成了大祸。一些资深的国际银行家因此呼吁回归所谓的“传统银行”。最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对高盛展开调查，更增强了对金融创新的担忧。既然那些声称将信誉和客户视为生命线的国际投行都可能涉嫌欺诈，我们再发展这些复杂的产品也许是不明智的。

这样的看法近似于因噎废食。过去一百多年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恰恰就是金融创新的历史，创新使得资本效率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即使在中国，从清朝的票号到民国的商业银行再到当代的资本市场，无一不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总体上看来，它们既有助于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为控制风险提供了新手段。

有学者在国际比较中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典型的金融抑制的特征，包括央行对基准利率的控制、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影响和资本项目管制等。但是，中国同时又实现了最快、最持久的高速增长。印尼与韩国的金融自由化就要彻底得多，可它们的经济表现似乎不如中国。这是否意味着金融抑制对增长没有负面作用，甚至还有正面作用呢？

这样的解读并不准确。研究发现，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金融抑制的程度，而是金融抑制降低（即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数量分析表明，金融抑制指数从1977年1.0下降到2008年0.56，表明金融自由化刚刚走过了40%，即便如此，它已经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支持。当前的金融抑制仍然令每年的经济增长损失好几个百分点。因此，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

以全球危机中惹祸的金融衍生品为例，它们本来可以帮助提高效率、控制风险。比如，对冲工具就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如果你持有一种金融产品，就要面对这个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增加做一个卖空的合约，就可以将风险控制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这次危机中最令人诟病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它实质上是一种金融保险产品。然而，如果使用不当，任何产品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衍生品尤其如此。因此，监管就显得十分重要。全球危机的教训，不是我们应该从此限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这才是未来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一旦创新产品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监管当局必须严密监控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不应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对于中国来说，推进金融创新、发展金融衍生品其实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必然要走向进一步的自由化和开放，那么，国内的机构和个人就将面对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过去，我们把国内资本市场封闭起来，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就是存贷款，而且利率都是由央行直接决定的，因此，市场风险并不大。但是，进一步开放以后，这一状况就会改变。汇率要变动，利率要变动，市场本身的波动也会增加。国内机构就需要市场工具来应对这些新风险。

更重要的是，国际市场本身也会比过去变得更加不稳定。过去几十年，全球宏观经济“大平稳”，这样的好日子短期内不会再现了。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开始动摇，国际汇率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大增加。我们一直抱怨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衍生品的发展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管理风险、降低融资成本。最后，金融改革的趋势是金融机构来自存贷款的收入将相对下降，这些机构也需要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包括衍生产品在内的新金融工具将成为一股重要的市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