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 中国并非出口拉动型经济

根据对1978年到2009年31年的调查数据对比，只有三个特殊的年份显示，出口在拉动GDP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前两个特殊年份是1989年与1990年，由于国际形势巨变，这两年由投资拉动的资本贡献率只有16%和1.8%，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44%与50%；第三个特殊年份则是1997年，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资本贡献率为18.6%，而净出口的贡献达到44.4%。而在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到2008年的这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但商品劳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超过25%，在2004年只有6%。因此，中国并非大家一直认为的是出口大国，而是投资大国，如果片面地将工作重心转向内需，是没有针对性的。（《羊城晚报》）

何帆 低通胀时代结束

劳动力成本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地。如果农民工不需要再背井离乡，而是能够在家乡上班，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证券报》）

连平 CPI或在六七月触顶

尽管货币政策趋势可见，但近期市场流动性依然充沛，对于通胀的忧虑挥之不去。下半年通胀数据回落有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另外房地产交易下降的同时房地产投资也会受到限制，而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放也将明显放缓。所有这些因素引起生产资料需求疲软，六七月份PPI先见高点，然后是见顶，之后回落。（《财经》）

吴晓求 人民币应稳健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实现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可以自由兑换，目前来看还有一定距离。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主张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尽快实现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但今天看来，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看，我觉得还有一个顺序问题。经济有足够竞争力，能够持续稳定地增长，真正地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同时比较好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可能是目前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与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之间有个平衡问题。

汇率改革横跨在两者之间，是一个桥梁。汇率政策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人民币一步到位的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革，还应稍稍往后排，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维持人民币缓慢的、可控的升值，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它能平衡好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