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民收入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人们普遍认可的最理想社会是“橄榄型社会”。这种中等收入人口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于是也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社会。然而，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追求的目标只能成为努力的方向而并不是靠“放卫星”得来，更不是依靠数据“堆积”出来的。据报道，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日前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再过十年，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年收入可达8万元。此外，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也公布数据，认为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

这些数据甫一出炉，立刻引来社会的强烈反响，如此“可观”的现实数据和“美好”的未来预期真实可信吗？它们所依赖和支撑的研究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数据与众多老百姓的实际感受相去甚远？这一系列的困惑让人们对这些数据自然产生了怀疑。

尽管这些发布数据的研究机构一再解释：“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不是同一个概念云云，但那些苍白的解释依然让人们无法信服没有“收入”的支撑何来“中产”？至于“年收入可达8万元”的“中产标准”到底有何科学依据？包涵了哪些可比价格元素等则更是让人费解。

倘若从最起码的老百姓的切实感受来观照这些“卫星”数据，则更是有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之感。

无疑，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据相关权威机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较高的收入比在2倍左右；收入差距在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上更明显，收入比相差15倍左右；而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如上市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比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典型的“哑铃型”社会。而国家统计局此前对全国5.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同比增长15.7％；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同比增长7.6％。高低收入组之比为11.8∶1，比去年同季10.9∶1有所扩大。

而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消费受到抑制等现象，更是生活中的常态，如表现在基本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实物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服务消费没有得到充分的增长，普通居民的负担还很重，教育、医疗及住房消费的巨大压力，正在透支他们的生产能力等，同样使大多数居民产生生存窘境的压迫感。

诚然，改变“哑铃型”社会阶层结构从而期待“橄榄型”社会的到来，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同时也是社会改革的方向，而缩小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尤其是在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兴盛不仅是取决于出现一个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拥有占社会大多数人的中产阶层。尽管这种中产阶层的定义还需要进行更为科学的厘清和界定，但是，具有丰富的物资和文化资源以及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社会和经济元素，是组成“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呼唤“橄榄型社会”必须首先要直面现实的挑战，而不是简单靠数据的堆积。而取信于社会的研究报告的发布，则更是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的治学精神推出，绝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