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马鞍区”，如果对已经遭遇到的陷阱跨越不过去，许多地方的城市化就有可能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陷阱之一：土地财政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对不足导致地方政府转向土地经营，以此弥补城市建设支出不足，导致了“土地财政”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员童伟博士提出警醒：城市化千万别掉入“土地财政”的陷阱。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要占到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要占到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童伟说，从她对北京市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尽管经济低迷，房地产市场萎缩，北京市土地出让收入依然不菲，达507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2009年前11个月，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640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700亿元，比2008年增长近40%。童伟认为，如此庞大的土地出让收入给城市经济带来收益的同时，也隐藏了巨大的财政风险。从长远看，土地是稀缺资源，不管其储备量和可开发量有多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总有资源枯竭时刻的到来。因此，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发展的城市财政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同时，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还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代际公平问题。

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市场价格的变化。童伟认为，在经济高涨时期，土地收益丰厚，在经济萧条时期，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影响甚大的土地市场的萧条则会加剧经济的不景气，使城市财政收入更趋恶化。再者，由于有丰厚的土地资源收入“坐享其成”，城市政府往往缺乏发展其他类型经济的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陷阱之二：政府中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正中认为，当今中国城市化运动中遭遇的另一个陷阱就是“政府中心”、“政府本位”。他说，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表现为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如“以罚代管”，其结果是导致城市发展财政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差、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管理效率低下、不能对外界的变化和市民的需求做出灵敏的反应等问题。

要改变这种现状，许正中认为，首先必须转变现代城市管理的价值理念，应从“政府中心”、“政府本位”转向“市民中心”、“社会本位”。城市政府行政绩效的测定应以城市市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满意度为导向，行政内容的确立、行政决策的做出，行政行为的实施，应紧密结合城市社会的实际，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公众的愿望与要求；应从“全能政府”理念转向“有限政府”理念，政府不再以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面貌出现，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不仅市场会失灵，而且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失灵的救治途径就是还权于民、还政于社会；从政府单一主体的思想转变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理念，重视城市政府行政中多元主体作用的共同发挥。

其次，政府在具体提供公共服务时，应鼓励来自非政府机构的竞争，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的“缺位”、“错位”与“越位”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陷阱之三：脸谱化

脸谱化，或者说“千城一面”，是当今中国城市化运动中遭遇的又一陷阱。中国城市化之所以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博士看来，缺少文化特色，使得中国的城市品牌缺失或品牌不突出极为普遍。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林跃勤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品牌定位模糊，缺乏个性化设计。对本市资源特点、人文历史缺乏客观认识，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和品牌设计缺乏科学思考和准确定位。二是“克隆”幼稚病普遍。在推倒重来的造市运动中，古老建筑被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所淹没。三是知名产品和主导产业缺席，城市品牌“贫血”严重。许多城市将城市品牌化简单地理解为城市形象美、过分注重城市建筑、街道、宾馆、文体设施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硬件打造，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培育知名企业、品牌产品、优质服务和优势产业。四是长官随意性超越传统文化价值。一些地方流传“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规划、规划，图上划划、钞票哗哗，全靠老板一句话”，长官意志主导、市场竞争不充分所引发的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泛滥，正是城市特色退位、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受到压抑、城市现代化走样、城市品牌建设滞后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