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最近大家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中国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首先是社会平等。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很快的政策变化来消除，比如说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一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而社会不平等的意思是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的成分，比方说种姓制度。中国20世纪从辛亥革命到1956年工商改造、1958年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连续经历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强化了社会平等，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完全打破了。过去文字实际上是给特权阶级用的，掌握了文字就拥有了学识，就能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革命消除了。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第一它消除了进入壁垒，第二它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大家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第三是它促进了我下面要讲的中性政府的产生。

其次是贤能体制。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有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欧洲启蒙运动在反对封建体制的时候，包括英国的文官制度都借鉴了中国的贤能体制。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过去通过考试选拔干部，但现要走上领导岗位需要从最基层做起，这实际上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干部。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能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在西方贤能体制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中，像英国，也很难看到年轻的领导人，但在美国，40多岁就可以当总统。贤能体制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第一，是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人民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素养没有建立起来，提到民主谁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没有办法做决策，而贤能体制能作为驯服民粹主义倾向的工具。第二是提高政府的效率。第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府的德性，我们儒家的传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人有约束作用。

再其次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个诺斯早就说过，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而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值。林毅夫从世行回来聊起他在世行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与世行的专家交流时，他们总是拿最优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还处于次优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中国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过去30多年我们采纳的制度没有一个是纯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比方说乡镇企业、财政分权。

最后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政府，这样它就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方说菲律宾，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屠杀者虽被拘捕了，但他的父亲在选举时支持了阿罗约总统，现在大家都在看阿罗约总统将怎样处理。因为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中性政府更可能关心长期经济增长，即使是为了自己，它也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平等，这正是过去30年所发生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会成为中性政府呢？第一是政治基础，这其中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跟前面所提到的贤能体制有关；第二是中共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党；经济增长成为中共合法性的来源。第三是社会基础，主要是社会平等，只有当社会权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比较接近时社会的产出才会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