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是政府施政纲领得以具体实现的首要途径，也是影响政府部门组织行为最有力的工具。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古典的“守夜人”政府，到凯恩斯时期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再到今天公共产品提供方式不断增加的政府，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政府目标、政府职能、实施职能的方式，还是政府组织结构、政府考核体系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都要体现在财政预算中，并通过财政预算，对其进行反向调节。绩效预算，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就是顺应政府职能的调整，顺应公共理念更新而引发的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的呼声，为促进政府的改革而产生的。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作为绩效预算的发源地，从1949年起，胡佛委员会就提出了要在预算编制中强调产出而不是投入，将成本融入公共财政的领域。在尼克松、卡特时期，围绕着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与效益，在预算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到了里根和克林顿时期，以绩效预算为核心进行的“政府革命”，使美国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走上了历史上最长的发展时期。因此，实现绩效预算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考评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与效益。按中国的表达方式，就是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代表了政府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发展的新阶段，它是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诸国工业化的完成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理论基础是政治学特别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理论。其主要特点是：政府管理体制以科层理论为基础，权力集中，层级分明；法规繁多，职能广泛；规模庞大，程序复杂；官员照章办事、循规而行；官员行为标准化、非人格化；运用相对固定的行政程序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的价值观念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民众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增强，时代的变化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高效，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对公众的要求更具有影响力，更多地使公众参与管理。传统公共管理体制僵化、迟钝，具有使行政机构规模和公共预算总额产生最大化的倾向，易于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愈来愈突出。西方各国在七、八十年代普遍面临的政府开支过大，经济停滞、财政危机严重、福利制度走入困境、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等问题，也促使人们开始变革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原则、方法及技术融合进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之中，以寻求高效、高质量、低成本、应变力强、响应力强、有更健全的责任机制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新公共管理”自七、八十年代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后，迅速扩展到加拿大、荷兰、瑞典、法国等欧洲国家，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加入了改革的大潮。各国改革的内容、方式和措施并不完全相同，理论界也给这些改革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等。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绩效预算，既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新公共管理理论转化为实际制度安排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绩效预算产生的背景，就是政府改革，或者讲，是新公共管理的兴起。进一步说，绩效预算的产生是公众压力和化解财政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尖锐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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