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收入再分配，需以对近年收入差异形成原因的正确分析为前提作分类调节。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至少要作出如下七个层次或七个方面的分析、区别。

　　简析七种收入差别的原因

　　第一是源于诚实劳动中努力程度和辛劳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在传统体制平均主义大锅饭环境中，“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是养懒人的机制和体制，收入差异小，但生产力也得不到解放。改革开放之后，总体的“勤快”程度提高了，但“勤快人”和“懒人”的相对差异仍然存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使“懒人”和“勤快人”的收入差异明显扩大，这种以公正为前提，源自努力程度、辛劳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或者说作为收入差别中的一种重要构成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

　　第二是源于各人禀赋和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社会成员间必然有禀赋和聪明才智方面的一定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竞争环境下，先天禀赋和基于其他原因在后天综合发展起来的聪明才智，结合构成各人各不相同的能力、才干。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必然带来各人收入水平上的差异。一些特殊的、稀缺的能力与才干，如企业家才能、科技人员创新才能，也包括文体明星的特殊技能等，一旦在市场中具体化为竞争力，则相关收入差别的扩大，比“努力程度”带来的差别往往要高出许多倍。只要权利、机会和竞争过程是公正的，这种在竞争中形成的高收入应无可厚非。

　　第三是源于要素占有的状态、水平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如继承关系），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在资金、不动产、乃至家族关联、社会人脉等方面（这些都可归于广义的“生产要素”范畴），必然是有所差异的，而由此带来的收入（如利息、房租、以及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信息、正确指导与规劝等促成的收益）高低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的传承和“自我叠加”的关系。权利、过程和规则是否公正，是我们判断这方面收入正当、合理与否的主要依据。

　　第四是源于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比较典型的是市场态势变动不居，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可以纯粹由于时点不同（当然实际生活中也会伴随其他方面可能的种种不同）而结果大相径庭，甚至“好运”的好到一夜暴富，“坏运”的坏到血本无归，这里面机遇的因素也是不可否认的，在市场经济的某些场合，其作用还十分明显。权利、过程和规则的公正，也是在这方面应掌握的关键所在。

　　第五是源于现行体制、制度某些不够合理的“明规则”因素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有些由体制造成的垄断因素和制度安排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强烈地影响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比如一般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行业，又比如公职人员收入水平与组织安排的具体位置关系极大。这中间的规则即使是“对内一致”的，对社会其他群体也已有不少明显的“不公”问题，需要切实地重视和改进。

　　第六是源于现行体制、制度中已实际形成而不被追究、或暂时不被追究的“潜规则”而形成的收入差别。这大体相当于一般人们所说的“灰色收入”，现实存在，透明度很低，往往在规范渠道之外，按“心照不宣”方式或“内部掌握”方式实施其分配。比如公职人员相当大的一部分“工资外收入”，在没有“暗账翻明”而阳光化、规范化之前，很多可归于这种收入，其因不同条件、不同部门等等，又往往差异很大。再比如国有企业在法规不明不细或监管松弛环境下，因怎样“打擦边球”不同而形成的职工收入分配水平差异，也可能十分显著。这些潜规则许多是明显地不公正的，亟需整改。

　　第七是源于不法行为、腐败行为而形成的收入差别。这大体相当于一般人们所说的“黑色收入”，往往数额巨大，与违法偷逃税款、权钱交易、贿赂舞弊、走私贩毒等相联。这种因素形成的高收入，从起点、过程来看，就已经毫无公正可言，而且是构成罪行的。

　　分类调节的基本框架

　　从政策原则和政策理性来说，首先应明确对应于各个收入源头的不同针对性政策导向与可选择措施。

　　一般地说，笔者认为：

　　——对于勤劳致富、才能致富，政策都应当大力鼓励，或以鼓励为主加上再分配的适当微调。

　　——对于要素占有和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政策上应当作适当调节，但不宜作抹平处理，否则开放条件下的要素外流将十分严重，市场经济中客观需要的首创、冒险精神也将受极大抑制。

　　——对于体制性明规则、潜规则不周全、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异，在明确需有所调节、抑制的同时，关键是以政策和制度建设推动深化改革、机制转变（包括“花钱买机制”），追求制度合理化、规范化，再配之以必要的再分配调节（光讲调节不注重制度建设，必然流于“法不治众”或“扬汤止沸”）。

　　——对于违法乱纪的“黑色收入”，必须坚决取缔、惩处，打击其行为，罚没其收入，并注重从源头上加强法治、制度建设以抑制违法乱纪、腐败行径的滋生土壤与条件。

　　此外，还要特别强调，对于由于特殊原因（如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遭遇天灾人祸、鳏寡孤独等），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成员，一定要以“应保尽保”的原则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在上述的政策思路和定位具备了正确的方向和针对性要领之后，再作出具体的政策设计（包括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组合和有效率的实施方式与程序等，以及不同阶段政策力度的把握），方可以落实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应当具有的政策理性。

　　对待高收入的调节要领

　　以个人所得税（并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以规范的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这是对待高收入阶层的一种基本政策。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也是由间接税为主逐步向以个人所得税等为代表的直接税过渡。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个人所得税流失较严重，特别是收入水平最高端的社会成员，个人所得税流失非常严重。主要原因包括富豪阶层往往把个人收入混入生产经营的管理费用，个人收入数据不真实、不全面、不及时、不透明，居民纳税意识不强，税收征管水平低等。在大力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方面，现阶段的重点首先要放在高收入群体方面，并积极研究、准备推出物业税（房地产税，或称不动产税）和遗产税、赠与税等，使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真正得到必要的再分配调节。

　　加强法治，整顿吏治，积极克服制度缺陷，大力遏制非法收入暗流。以非法收入为基础形成的高收入群体是社会的毒瘤，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打击、遏制。不法之徒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利用了法律缺陷、制度漏洞、行贿买通、管理落后、惩戒措施难以落实等可利用手段和条件。要从法律、制度、管理、治安等方面加强防范，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抑制非正常收入的暗流、浊流，反腐反贪，整顿吏治，加强司法公正性、减少公权扭曲和公权机关不作为，严厉打击非法暴富活动和其背后的黑恶势力。

　　深化改革，为居民提供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均等机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获取高收入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但事实上只能有少数人实现这种愿望。政府的职责是取消特权，打破垄断，保护公民权利，让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公开、公平竞争。就像体育比赛，最终得奖牌的只是极少数人，但只要参与的权利和公平竞赛环境得到保证，公众是可以接受竞赛结果的。由于接受良好教育是获取高收入的基础，所以政府要特别注意义务教育投入，将其作为教育投入的第一优先考虑项目，使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得到合乎标准的义务教育，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并逐步使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起来，形成社会主体，即发展“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提高社会对高收入阶层的理解与容忍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则收入分配主要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的。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政府只能调节，不能禁止，合法合理的高收入不应人为想当然地“一对一”规定上限。政府能做的，也是政府必须做的，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提高社会对高收入阶层的理解度与容忍度，使社会安定与发展活力高度统一。研究表明，社会安定的关键，是使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并注重提供社会成员间“权利和机会的公平”，有效打击非法致富者，从而提高社会各界对高收入阶层的理解与容忍度，在动态发展中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一律和一味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