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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策“含金量”让消费大餐“更诱人”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22-07-21

  本报记者 吴宇宁

  在近两月主要经济指标整体回暖的背景下,作为经济稳定运行的一大支柱,消费的恢复仍然面临不小压力。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6%,其中,4、5月分别同比下降11.1%、6.7%,6月由降转升,同比增长3.1%,仍低于往年增速水平。

  财政政策应如何发力,让百姓乐意“点菜”,企业积极“上菜”,共同盘活一席消费大餐?相关专家表示,在继续保持供给端纾困力度、提振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的同时,将政策天平的“砝码”适度加向需求端是当务之急。宜尽快使用消费券、财政补贴等一系列富有“含金量”的工具缓解流动性约束,与减税降费等措施形成稳内需的合力。

  刺激消费意愿 提振消费信心

  疫情反复冲击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预期转弱压力最直观体现在居民消费意愿的下降。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多项数据折射出这一问题——58.3%的调查居民倾向于在二季度“更多储蓄”,比上季度增加3.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倾向创有统计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同期,居民收入信心指数创有记录以来新低,就业预期指数则低于2020年一季度的疫情冲击初期。

  消费信心的恢复任重道远,重拾短期刺激工具势在必行。发放消费券再度成为近期全国多地促消费扩内需的共同选择,“亿元级”的政策红利纷纷释放:北京市4—9月面向在京消费者发放超3亿元绿色节能消费券,并自7月起发放1亿元餐饮消费券,7月上旬至9月底发放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京郊住宿消费券;山东省继6月起发放2亿元家电消费券、1.2亿元商用车消费券后,提出将于7月份新发放2亿元乘用车消费券;云南省今年将以“五一”假期、暑期、国庆黄金周等为重点时间段,分四批次发放2亿元文旅消费券、1亿元文旅加油券……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4月,浙江、陕西、江西、四川、天津等20个省(区、市)先后发放消费券总额超过34亿元,涵盖米面粮油等必选消费以及家电、汽车、酒店旅游等可选消费。近3个月,仅上海、深圳、苏州、武汉等10大城市发放消费券总额就达到近70亿元。

  每批次66万张消费券,5分钟内全部领完、1分钟内一抢而空——在天府之国成都,不断刷新的“抢券”纪录见证着这座城市消费活力的回归。数据显示,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活动第一阶段投入财政资金1.2亿元,发动金融单位和商户叠加优惠活动,共计2.4亿元;消费券累计核销率达82.51%,直接拉动消费3.94亿元。

  派发的一场又一场“红包雨”无疑将快速激发消费意愿。在不少地方,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值得关注:广东省今年前4月累计投放6.07亿政府消费券,撬动消费交易35.81亿元,产生的消费倍数在6倍以上。海南省“助商惠民,乐享海南”免税购物优惠活动中,在1周时间里,近9000人使用数字人民币满减优惠274万元,直接带动免税购物3236万元,“五一”期间,全省10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达6.45亿元,与节前5天相比增长38.9%。

  “从消费券中受益的不仅有消费者,也有广大中小微企业。”海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雷日前在《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行动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省财政将积极发挥资金和政策“双供给”作用,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在前期已经发放1亿元消费券的基础上,近期将再次追加安排1亿元消费券资金。

  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多地统筹政府与社会资金为发放消费券充实“弹药”,并在财政出资部分广泛采取“市县发放、省级补助”的模式。广东省财政将今年以来已出台的促消费政策纳入奖补范围,对珠三角地市按其发放消费券实际支出的50%补贴,鼓励粤东西北各市增加消费券发放额度,对超出基础部分按70%补贴。黑龙江省财政自5月份起,对各地(市)发放政府消费券给予30%—50%的补助。安徽省财政明确,对6—9月各市消费券实际发生资金按10%—20%比例进行奖补……

  尽管政策利好频出、“玩法”新意频出,但要看到,现阶段消费层面受到的影响比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更严重。多位专家学者提出,要使消费券真正发挥“雪中送炭”作用,财政应有更大“手笔”。

  “现在的主要难点是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发放的消费券也有限,需要中央层面政策发力。”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建议,当前,鉴于消费持续低迷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增加消费券发放体量十分必要。为此,可以考虑将消费券政策从地方自主性安排上升到中央财政统筹,如利用专项资金或特别国债在全国层面发行消费券,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补贴+企业折扣”组合模式,放大杠杆效应。

  除发放消费券之外,“直接发放现金刺激消费”也在近期频频引发业界与学界热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向有更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能够起到保障其基本生活消费、增强消费能力的作用。建议适度拓展财政资金空间,提振重点群体消费意愿。

  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团队在疫情期间对就业收入和消费情况的跟踪调查显示,家庭财务紧张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制约相对更加显著: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3万—5万元、5万—10万元、10万—20万元和20万元以上的各组家庭,因财务紧张而不愿增加消费的比例分别为66.7%、62.3%、55.1%、44.7%和31.5%。

  “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一定的现金补贴,会起到较好的刺激消费作用。”甘犁分析称,研究显示,位于收入层次最低20%的家庭将政府补贴全部用于消费的比例是86.5%。如能对这部分家庭进行精准转移支付,将非常有利于刺激消费。

  在补贴方式上,他建议,可以借鉴个人所得税减免的相关安排,如对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群,按照个税专项扣除额度的一定比例发放补贴;针对失业群体,失业补助金政策可进一步提高发放额度,降低领取的门槛,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消费。“只要补贴程度合适,不会造成‘养懒汉’的情况,还可以起到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作用。”甘犁说。

  “链”上发力 补足消费供给侧短板

  畅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是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支撑。二季度以来,疫情对我国多地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在此期间,以部分互联网企业为首打响的“物流保卫战”曾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记者发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向“链”上密集发力,针对物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措施予以扶持。

  今年5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明确,将通过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资金引导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统筹推进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抓住集散地和销地两个关键点,进一步聚焦农产品冷链物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记者了解到,这是财政部针对冷链物流领域的首次发文,解决了冷链物流建设资金“谁来出”这一核心问题,向市场释放出利好信号。

  政策还在持续加码。围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近期召开的全国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会议提出,各级财政部门要统筹加大对物流枢纽和物流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明确多项中央财政支持举措——安排约50亿元,择优支持全国性重点枢纽城市,加快推进多式联运融合发展;安排63.6亿元,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安排约50亿元,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在支持物流枢纽建设方面,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关于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的通知》提出,中央财政将采取“奖补结合”方式,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用3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支持30个左右城市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每个城市的奖补资金最高达15亿元、每个城市群最高达30亿元。

  地方财政层面,今年4月,青海省出台《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财税支持政策》(以下简称《政策》)明确,将围绕优化物流网络建设布局、物流枢纽建设、补齐物流配送短板等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省财政2022年对实现统仓共配的县级物流仓储分拨配送中心给予100万元建设运营补贴,对在西宁或省外建立前置仓并向农畜产品生产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主体提供物流服务的,按企业实际支出的50%予以一次性补贴。2022—2024年,将对在30个县域向边远乡村开展末端物流配送的统仓共配企业,按照“总额控制、分段分区、标准限定、梯度退坡”的原则予以物流费补贴。

  “《政策》吸收延续了当前既有物流产业规划布局、民航铁路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政策,同时统筹商务、供销、农业、交通等多方面多领域资金,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合力构建完善现代物流体系。”青海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政策》具有体系完善、政策实际、标准细化等特点,对支持方式和支持标准的设定充分参考了当前省财政对服务业、供销、电商进农村等领域的现有政策,确保新旧政策支持方式、内容及标准保持一致,避免造成产业间补贴不公平的情况。

  深圳市日前发布的《关于扎实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针对物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如在稳定支持深港跨境运输方面,明确市、区两级财政承担建设与运营经费,支持深港跨境运输口岸接驳站和综合接驳站免费为跨境货运车辆提供服务;在加强交通物流企业融资支持方面,明确市财政对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支持的银行贷款给予贴息,贴息金额最高为20万元。

  全方位激活物流效率、拉动消费回升,需要有更多精准到位的财政政策“走在前头”。

  “当前,物流行业仍然面临保供稳链、成本上升和资金短缺三重压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在日前财政部举办的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就促进物流业稳步复苏、健康发展提出诸多针对性建议。比如:推动物流企业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政策扩围并常态化;统一物流业各环节增值税税率,以适应现代物流全流程“一体化”运作需要;推动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缓解物流企业“垫付运费”的资金压力,等等。

  进一步提升公共消费效能

  从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结构来看,公共消费支出规模近年来逐步增加,占比稳定在30%左右。在疫情冲击反复、居民消费回升乏力的背景下,以更加高效率的财政支出带动最终消费支出与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被寄予更大期望。

  “公共消费主要是指政府部门通过直接消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来向社会提供福利,如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养老服务等。”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告诉记者,现阶段,扩大公共消费规模、提升公共消费效率,是弥补市场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并有助于解决市场机制短期难以解决的福利导向不足问题。

  今年以来,在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同时,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卫生健康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7.7%,教育支出增长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3.6%。全国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会议强调,在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要坚持将“三保”支出作为预算支出重点,各地要统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自有资金,加大对市县“三保”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最大程度下沉财力,以有力有效的“三保”保障支撑经济大盘企稳回升。

  部分专家认为,考虑到当前消费恢复相比投资明显迟滞,在保证重点领域现有支出水平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结构,适度增加经常性支出占比,以促进公共消费的合理增长,更好地改善民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购买服务是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有效机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普惠公共服务和生活类服务,使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很多“缺口”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填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中的“合理增加公共消费”部分提出,要紧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对于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发展,提升公共消费效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建议,应进一步创新政策、加强监管,合理设定门槛,使更多有实力的供应商和社会组织能够进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另外,怎样利用电子商务的发展红利和经验,把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引入政府购买服务,使政府成为最大的公共服务交易平台,提升群众、企业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价监督,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解决。”马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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