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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河观察

本报观察: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

作者:本报记者 苏望月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9-11-18

  近日,银保监会起草了《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市场普遍认为,《征求意见稿》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旨在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措施落地实施,使外资银行参与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更多、空间更广。《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表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信号更强、力度更大。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

  近期,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放宽对拟设外资银行的股东以及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条件。取消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唯一或者控股股东、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在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的条件,取消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的条件。

  二是放宽对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限制,更好满足外国银行拓展在华业务的实际需要。

  三是进一步放宽对外资银行业务的限制。增加“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和“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确保中外资法人银行的业务范围保持一致;降低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业务门槛,将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期存款的数额下限由每笔不少于100万元改为每笔不少于50万元;在符合审慎性要求的同时,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审批。

  四是调整对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监管要求。放宽外国银行分行持有一定比例生息资产的要求,对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有关规定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豁免其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限制,增强外国银行分行资产运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此次修订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的准入条件,丰富了外资银行的商业存在形式,为外资银行的设立和经营提供了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这将吸引更多机构来华经营。”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表示。

  “为推动《管理条例》中相关政策措施依法落地,《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操作细节。”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指出,《征求意见稿》要求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提出将外资银行部分任职资格核准和分行开业审批的层级进一步下放或调整;取消管理型支行行长任职资格核准审批;缩短两级审批事项的审批时限;缩减部分许可事项的材料要求,等等。

  修订《管理条例》和起草《征求意见稿》目的在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重大金融开放举措。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包括放宽银行、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多项开放要求。财政部、央行有关负责人多次“吹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展。在机构设立方面,2003年,原银监会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此后数年,掀起了一个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小高潮。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商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均位列其中。截至2007年年末,共有25家中资银行引进了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

  2007年,汇丰、渣打、花旗、东亚等获准将现有分行转制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我国外资法人银行机构数量快速上升。不同于分行的经营形式,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可以以本地法人形式经营,并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外资银行开拓中国市场的脚步普遍放缓。2017年,我国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银行业对外开放再次按下“加速键”。

  近3年来,银保监会围绕银行业对外开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涵盖机构设立、投资入股、业务范围、审批事项等多个方面。包括:2017年3月,原银监会发布通知,原则性允许外资法人银行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此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是通过境外母行进行,此后,外资银行可以选择以在华法人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为主体进行投资。

  2017年年底,原银监会对2015年实施的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做出首次修订,与上述投资入股规定相衔接,增加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且在许可条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与中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行政许可程序。

  2018年,为继续落实已宣布的重大金融开放举措,银保监会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比例的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国民待遇推动外资投资便利化。

  近两年,遵循持续放宽准入的精神,银保监会受理并批准了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筹建重庆分行、香港集友银行有限公司筹建深圳分行、约旦阿拉伯银行筹建上海分行等一批项目。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机构、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51家代表处。

  结合近期修订《管理条例》、起草《征求意见稿》,一系列具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充分显示出我国切实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的行动力。

  “有观点以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比重较低为由,认为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门还开得不够大,这是不正确的。外国银行大多经历百年沉淀,形成了稳健的风险文化,不十分追求规模扩张,且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后,外资银行集团总部普遍通过业务调整应对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选择战略收缩使得其资产增速显著下降。”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原晓惠表示,从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力度之大,即便放眼国际也毫不逊色。

  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重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外资银行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也使国内银行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外资银行为我国金融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发挥‘鲶鱼效应’,可以促进银行业竞争力提升。”刘福寿表示,多数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信誉,具备先进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优秀人才,有利于我国中资银行机构审视自身不足,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理念和经验,扩大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与广大金融消费者。

  今年年初,浦发银行、渣打银行签订了《“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在多个业务领域深入合作,助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元化投资。“外资银行高端财富管理、现金管理、衍生品交易等业务具有优势,海外网点布局更广,在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服务‘走出去’客户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原晓惠说,中资银行、外资银行联手共同服务“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具有较好前景。

  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可掉以轻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在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投资入股、审批事项、业务范围等适度“开门松绑”的同时,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始终筑好防火线、拧紧安全阀。

  例如,《管理条例》在放宽对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限制的同时,通过规范高管兼职、交易条件等方式,强化子行和分行经营规范性和独立性;《征求意见稿》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包括按照中外一致原则,在相关许可章节中相应增加了股权管理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查的要求。

  “‘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重’是修订《管理条例》过程中把握的原则之一。”刘福寿强调,推出重大开放举措,要以风险管控为前提,银保监会注重加强风险管控措施,着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原晓惠表示,从韩国等国的经验教训看,高度依赖外资的银行体系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容易造成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美国、日本等国实施银行业对外开放同样是较为谨慎的。

  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采取了先试点再逐步放开,是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加强对外资银行跨境资金运作的监管、强化外资母行与子行的风险隔离均值得关注,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业相继对外开放,还应探索外资机构在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建设。”原晓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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