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议政怀“公共”初心——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

作者:贾学颖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20-12-09

  

    方来英:全国政协委员,理学博士,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冬奥会组委会特聘专家。长期工作在医药卫生领域,先后就职于同仁堂、北京医药集团以及北京市药品监督局、医院管理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多个部门,从事医药科技、质量监管和卫生行政管理等工作。 

  采访约了几次,终于确定下来时间。

  调研、出差、下基层,这就是方来英的日常。作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他所提交的每一份提案建议,都酝酿于基层、产生于调研。从湖南湘西到湖北恩施,从四川凉山到青海海北,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始终让他牵挂于心。

  “我们要尽己所能,尽力而为。”方来英说,要把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当中,放到民族复兴事业当中去思考。

  办公桌旁,一个鼓囊囊的双肩背包,好像随时准备同主人出发。

  防控疫情传播需要一支“国家队” 

  今年两会上,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方来英提出多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建立国家防疫官制度,为公共卫生体系吸引人才。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圈的扩大,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我们面临的新型传染病的威胁越来越大。这也是人类发展当中必须要经过的劫难。”方来英直言,SARS不是开始,新冠也不是结束。2003年SARS后,中央和地方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一代代卫生人努力的结果。”他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要考虑疫情带给我们哪些新的启示,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体制改革。

  方来英表示,公共卫生问题一方面有极其专业的特点,比如说要研究病原微生物是什么,其基因结构是什么,传播途径是怎样的,疫苗的研发,采取专业化的防护手段等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动员,“全民的事情全民干”,它不同于其他临床卫生问题,不是集中在少数专家或者少数患者身上。所以,公共卫生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

  国家防疫官制度的提出,涉及到我国公共卫生体制改革领域一个方面。“在防控病毒传播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没有一支国家队。”方来英说,防疫官的设置,就是为了专门谋划和指挥关于疫情方面的事情。至少在卫生行政部门特设这样一个岗位,有特殊的工作权限,特殊的薪酬和绩效设计。这不完全等同于公务员,应该是一个专家或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疫情的平时,要做预测研判和分析。“人类不仅受到传染病的威胁,还有代谢病、慢性病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基础工作、指导工作,目的就是早预警、早发现、早干预。”他说。

  社会责任不分领域 

  方来英是医疗卫生战线的一名“老兵”。从药企到药品监管部门,再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工作领域和工作特点不一样,但对他而言,社会责任的意识、考虑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始终不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认为,建言献策要有大格局,要全面系统看问题,要通盘考虑。“就像公共卫生与公共财政,都是以‘公共’二字打头,都涉及到公共利益,两个部门在资金安排方面,更要考虑周全。”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补助资金603.3亿元。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2020年新增的补助资金全部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主要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来英说,卫生部门是直接服务于人民的部门,而财政部门是其背后强大的支撑。“今年的预算报告中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这体现了‘公共’的涵义。不仅仅是这次疫情,多年来,财政对卫生部门的支持可以说是及时、到位的。”

  “我很感激财政部门,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工作时感受更深,市财政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说,2019年,北京公立医院支出的16%来自于财政资金,在全国来讲,这个比例也是很高的。

  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刚刚超过7%,2020年,这一数据为7.2%。而国际上平均水平是14%—20%。对此,方来英一笑而过:“事情做好了,经费不是问题;做不好,就不是经费的问题了。”

  他认为,对一个部门来说,财政资金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国预算的大盘子中,需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支出都需要平衡。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也正在此时体现出来。

  基层是挖掘建言的宝藏 

  方来英每到一地,都要从村医务室、乡镇卫生院看到县医院。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基层的经验,形成观点,通过参政议政渠道,把基层的成绩、问题向中央反映。

  在如何控制医疗成本上,湖南湘西一个乡镇卫生院给出了鲜活答案——反正也得种花种草搞绿化,那就种中草药。开了处方,院里拔几棵鲜药,比长期库存的可能效果还好。这既降低了医院运营成本,又减轻了老百姓就医负担。“很因地制宜啊。”他赞叹道。

  在山东,医保支付和低保对象的健康状态相结合,以平衡医保和医院的结算关系。将医保资金直接拨付给医院,医院以保障低保对象健康为目标,降低医疗费用,医保支付随之降低,形成激励机制。医院得利,百姓身体健康有保障。

  慢性病管控如何下放?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社区医院给出了很好的实践经验。社区医院与药品供应商建立一个软件平台,长期吃药的病人在社区医院就可拿药,避免了来回往返大医院的一系列麻烦。同时,医患关系变成了亲人关系——去大医院是看病,而在社区成了嘘寒问暖。

  ……

  这些鲜活的经验,在方来英看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许多在北京讨论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基层都可能获得答案。”

  “大家的事儿大家商量,有事好商量。”方来英认为,政协就是一个各方面协商的平台,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促进社会不断发展。

  2019年,方来英提出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药品全流程监管的建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拿出了工作计划,第一步是在疫苗上实现,而且已经写入疫苗法,从法律上要求疫苗必须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监管。这个提案去年被评为优秀提案。

  方来英在60岁的时候博士毕业。7年博士求学路,为名为利?似乎都不沾边。

  他的观点是,学习应该是人的一种本能。“年龄大了也许会学得吃力,但逻辑思维能力可能更强,这是根本优势。这社会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习,啥都跟不上。”

  方来英并不是医疗专家出身,但在这个特殊的领域,能让专业的医疗专家服气,这跟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极大关系。

  “看病贵、看病难,不是多建几个像协和那样的大医院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便是退休离开了医疗部门,方来英对基层医疗体系建设依旧牵挂。他认为,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而强基层首先是强基层人才。“这是卫生事业改革的当务之急。”方来英说,“优质资源一定是短缺的资源。短缺资源就要研究供给。解决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分级诊疗。”

  “我们需要有一批适合于基层社区的人才,不一定非得是博士,像吉首大学那样培养适合本地的、能扎根于基层的乡村医生就是一种有效途径,就像当年的赤脚医生。”方来英说,建立一支老百姓信任的队伍是关键,收入水平是稳住这支队伍的一方面。现在,政府在公共卫生经费中给予乡村医生一定补贴。同时,在医疗体系中建立联动机制,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为老百姓提供均质化服务。“我想这样一种设计,应该能解决大医院排长队的问题。”他说。